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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乡 的 云

来源:法治中国调研网 作者:admin 人气: 发布时间:2020-04-02
摘要:故 乡 的 云 村上那些传说 (作者: 珞珞如石) 将过中年,蓦然回首,熟悉的村影早已远去,淡若梦境。能寻到的只是一些残缺的记忆。这些记忆好比一张张发黄了的老照片,堆在心底一角,零乱而又布满灰尘,现在整理这些照片,一张张地擦拭、观赏,竟也成了一种


——村上那些传说


          (作者:珞珞如石)
 
  将过中年,蓦然回首,熟悉的村影早已远去,淡若梦境。能寻到的只是一些残缺的记忆。这些记忆好比一张张发黄了的老照片,堆在心底一角,零乱而又布满灰尘,现在整理这些照片,一张张地擦拭、观赏,竟也成了一种缅怀,一种乡愁寄托。          ——题记
 
   生我养我的那个村庄坐落在沂蒙山区一个河畔,那条河叫“东泇河”,由北向南流经村子西边。河的岸堤高过村里的屋顶,好像我村的一面城墙。我们那儿的人称河堤为“河埝”,“埝”在字典上的读音是niàn(与“念”同音),意思是“河的土坝或田里的土埂”,我们那儿土语读作yàn(“堰”的读音)。其实把“河埝”读成“河堰”也错不哪里去,意思都差不多。因处在大河的东埝之下,我们村得名为“东埝头”,村头有一座通往县城的大桥就以我们村命名,叫“东埝头大桥”。

    关于村名的来历,村上的人可未必这么说。我父亲这些年还常提起:桥头那个地方,过去曾是哪个朝代杀人的刑场,那时候罪犯被砍完头是要验尸的,验尸就是验头,久而久之这个地方就叫“验头(埝头)”了。我说全国地名叫“埝头”的多着呢,难道都是刑场旧地?父亲坚持他的说法,说多少年了人们都说“埝头(验头)”是这么来的。我知道,村上过去没有几个人识字,是个典型的文盲社会,如果说识字的人容易望文生义,那么文盲则喜欢“闻声生义”,譬如多年前我回老家讲函授课,老母亲问我“为什么夏天还来寒授呢?”她这是把“函授”听成“寒授”了。那时我就注意到,不识字的人在某些方面的确是联想丰富。记得80年代的时候,公家挨着桥头立起了一座塑像——一只雄鹰展翅高飞的形象。这之后有阵子村上老是死人,还出了几个“少亡”,这时候各种议论就起来了,说这跟那个塑像有关,那只老鹰头冲着我们村太不吉利了,“雁头”(或“燕头”)哪能经得起老鹰来啄?这事越说越玄,后来那塑像一夜不见了,传说是老支书带领村民给推倒了。以为“埝头”就是“雁头”或“燕头”,多是不识字的人才容易这样想吧!

    相传我们老郭家是这个村的原始住民,我家祖林(我们小时候都叫“东老林”)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林前的家庙至今还在,过去曾当过生产队的仓库、敬老院。传说这块林地的风水很好,后人要出108员大将,但后来风水被南方蛮子给破了,结果只出了108个泥瓦匠。你可别说,我们家族里还真是出了不少干泥瓦匠的!我年少时曾在建筑工地上干过三个多月的小工,老家的人说这还算不上泥瓦匠。我在想,要不是考上学出来,说不准我就是那"108匠"中的一员,可能比现在过的富裕。现在老家还在流传这“108匠"的说法,估计是遗憾于出不了“大将”才这样自我解嘲吧!

    我感觉,越是乡村文盲社会,谐音讲究就越多。譬如婚宴不能上对虾,因为谐音“对瞎";新亲送礼不能送馓子、梨,因为忌讳“散”和“离”;蝙蝠因为带着个“福”音,便成了吉祥物;把荷花与螃蟹画在一起,寓意“和谐”;以“莲”喻“廉”,所以古人写了《爱莲说》。一个字一旦被哪个高人琢磨出谐音意义来,便会传播开来,成为一方乡俗。因谐音而以为吉祥,因谐音而成为忌讳,这种“谐音文化”盛行了几千年,根子是扎在乡村文盲社会土壤里的。

    其实“谐音”只是对识字的人而言的,音同字不同才叫“谐音”,文盲不识字也就不无所谓谐音不谐音了。文盲是根据读音来理解世界的,譬如我姓郭,他们就以为姓的是炒菜做饭的锅。据说当年我村本家有个人,不知在外怎么惹了事,被人打得直求饶、承认自己“不姓锅了姓鏊子”,在他们心目中,郭和鏊子差不那儿去。同样的道理,姓杨就是姓羊,姓朱姓竺都是姓猪,所以那时杨家朱家的闺女是不能嫁到我们郭家的,你想想:猪、羊放在锅里还有好下场吗?
 
    传说是村庄的史诗。虽然多是一些没头没尾的故事,旧梦依稀般的记忆片段,却像漫画一样勾勒出这个村庄及其族群往昔的生活画面、世代命运和精神肖像。

    记得小时候,家族的那些老人多是为自己姓郭而感到荣光,说祖辈上多么忠厚,谁要是干了丧良心的事就开除他,就连给人家吹喇叭、抬轿子的人也不准上家谱。

    郭氏虽是村上第一大姓,但我家祖上却是几辈单传,大致到了我曾祖父还是"一枝独秀",穷的叮当响找不上媳妇。他给同村李家干活,李家主人得了伤寒病,幸亏得到他的精心照料才活过来。有感于我曾祖父的忠厚老实,李家主人就把闺女嫁给他了,自此以后我们这个家门才不断枝开叶散,繁衍成一大户人家。

    也是打那以后,家景也慢慢好起来。我爷爷兄弟四个,排行老三,只知道出力干活,有一年曾连着耪地半个多月,想喘口气了,便去找我大爷爷要钱去赶四月八会,我大爷爷说:“你是罗成?你还赶会!”一句话把他怼回地里继续耪地去了。看来那时已经置有一些田产。

    而且后来还雇人干活了。有个人打小时候就跟着我大爷爷干活,后来我大爷爷就把他当作自家人待,给他操持盖房娶妻,我大爷爷死时他披麻戴孝。那个长工为人老实忠厚,解放后曾多次作为贫农代表参加一些场合,我小学时写过一篇作文《记一位一心为公的好社员》,写的就是他。直到今天,他的后人还跟郭家有一层特殊的亲情关系。

    那时家里还养了牛。听说我大爷爷有一年住在西山上干活,一天早上他突然赶回家问家里的牛是否下崽了,说是栓柱死了,夜里托梦说将托生成一头牛到我们家来还债。栓柱是当时村上有名的无赖,平时游手好闲,主要靠坑骗为生。我大爷爷回家一问呢,还真应验了,头天夜里是产下一头小牛。于是人们就叫这小牛为“栓柱”,无论走到哪里,有人一叫“栓柱”这牛就会停下,知道是喊它的。这头牛在我们家干了几年活就死了,人们说这是又托生到别的人家去还债了。

    我感觉,以前的农民对牛马有一份特殊的感情,那是由于相似的劳苦经历而产生的怜惜之心。电视剧《白鹿原》中有个场面:年老的鹿三,这个白家的老长工,像是在偷着给牛喂料,白嘉轩碰上了问候他,他先是一惊,接着底声唠叨了几句“这牛老了”,说的是牛,也仿佛是在说他自己。我甚至觉着在气质神态上,那些耕地的人特别像牛,喂马、赶马车的人特别像马。生产队时期我见过一个掌犁耕地的,说起一头小花牛来简直像现在好些人说起自己的儿子,说将来会长的多么强壮,现在正是长骨架的时候,平时喂料都高看牠一眼。还说“老牛上套,又拉又尿”,有一头老牛就是这样,干不动了,不忍心用鞭子抽打。

    有一年,山上摔死一匹马,一个屠户买回家去煮肉卖钱。看着血淋淋的处理过程,面对一个艰难负重的生命忽然化为乌有,满院子看热闹的人无不感慨。议论起"这辈子做牛马下辈子当县长”这个话题,有的说是“一辈子的牛马三辈子的县长”。当时我也在场,心里在想:牛马这么多(驴和骡子还没算进去),县长才几个?做十八辈子的牛马也轮不到一辈子县长呀!
我总的认为,工业文明的首要意义,不在于它给人提供了多么丰富的消费品,而在于它的人道意义,在于它把人从牲口般的劳苦中解放出来,顺便也让牛马牲口永远摆脱了受罪的苦役。
 
    村子的西南方向有座山,叫“塔子山",虽然远看也是村影的一部分,但由于隔着一条河,心理上也就觉着跟我们村没什么关系。事实上,山跟曾有过我们郭家的耕地,从这意义上这座山曾是和我村连在一起的。邻村卞庄的王家这里也有地,跟我郭家有过一场土地纠纷,估计是在清未民初年间发生的,官司还打到了临沂府。说来还是一段佳话。当时诉讼双方都住在临沂一家客店里,王家的主事人突然得了急症,危在旦夕,而郭家这方的主事人则主动过去说:"你敢吃我开的药吧?敢吃就赶紧拿我的方子去抓药。”结果药到病除。王家的人说,这官司咱不打了。从此以后,两家结好,后人见面互称师兄,直到今天年纪大的还这样讲究。至于为什么称师兄,估计是因为当时开药方的是我郭家有功名的人,曾是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

    在村子和塔子山之间,河里曾有过一座石桥,桥身不高,河水上涨时经常漫过桥面,看上去像是被沉重的历史车轮压趴在河底,低平而厚实。当地一些重大历史剧幕都是从这里拉开的。

    日本鬼子打过来的时候,我们那儿的底层老百姓脑子里没有什么概念,本能的反应是惊恐、跑反。跑反,就是听说鬼子来了而仓皇外逃,等鬼子走来再返回。说是有的妇女半夜里抱着孩子跑反,路上被瓜秧绊倒,孩子摔出去了捡起来继续跑,后来一看抱的是个南瓜。这是我小时候听我大爷亲口讲的,当时我不信,我大爷说那是你没经历过那种惊慌和绝望。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说法流传很广。听许多老人提起过跑反的情景,那可永远是噩梦般的记忆,他们总说“一天吃一顿也不过那种日子!”

    一次次的跑反,这什么时候是个头?有一天村上几个长者凑在一起,商量如何去跟日本人交涉,看看能不能“井水不犯河水”。派谁去呢?大家一致推举王六爷,他德高望重、见过世面。那一天,王六爷身穿长衫头戴礼帽,一副乡绅风度踏上石桥,走向对岸的日本鬼子。见到日本人便老远停下,先脱帽鞠躬行了个礼,然后说明来意,日本人也说了一些“安民”“共荣”之类的话,并要求成立个维持会以维持治安。

     让谁来担此重任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家大侄子就挺合适呵!”有人想到了王六爷的大儿子王占牛,大家一致赞成。王占牛长得勇猛彪悍,闯过一阵子“马子”(即土匪),当时正在邻村给人家当长工。很快,王占牛回村受命,也许他并不知道,他踏上的是一条贼船。

     王占牛拉起了队伍,把本村的一大批精壮男子囊括其中,我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全县最大的汉奸聚集地。抗战期间,王占牛看来的确做过不少“私通八路”的事,外界都知道他是个汉奸大队长,但了解内里的人都说他是“好的”。抗战结束时,国共双方都在争取他,据说共产党方面派去跟他联系的人被他身边极力想投蒋的人给杀害了,由此和共产党结怨。在和共产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带着队伍向国民党军队方向靠拢,被共产党一举消灭。王占牛被活捉,是押到塔子山前枪决的。事后,不少干部感叹,认为是阴差阳错弄成了这么个结局。也有人说,那时要是有现在的手机短信,王占牛就死不了,相传当时上级飞马传令“枪下留人”,可惜令到已迟。

     提起这段历史,常听到一种遗憾,说王占牛当时要是真的投了共产党,说不定我们村上能出一大批军官。也有人冷冷地说,说不定是出一大批烈属。不过,也有几个被共产党俘虏后成了“解放兵”。当年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小时候常和他开玩笑,举起双手作投降状,他最忌讳了。

    王占牛当年的大宅院,座落在石桥北口附近,内有有一群青色砖瓦建筑,解放后成了村上的小学,我四年级之前都是在那里上的学。若能保留至今,那一定是个拍摄地主大院的好场景。可惜的是,早就连遗址也找不到了,不知埋在哪片新河道的底下。
 
    如果说村庄是一条小河,那么村上的人就是河水,生活就是水流,故事就是浪花,传说就是哗哗的流水声。
 
    小时候,村上识字的人寥寥无几,识大字的人就更少了,幸运的是我家不远处就住着一位识大字的人。他是生产队上走家串户挑大粪的老地主,私塾底子深,毛笔字写得很好,周围谁家有婚丧嫁娶都是请他给写对联什么的。这方面他是专家,譬如“驾赴瑶池”只能用于哀挽老年女丧,有的说“没人懂这个,你怎么写还不行?”他说不行,碰上一个明白人,你受的褒贬就大了。记得我结婚还是请他给查的日子。

    那个年代,夏天里每当夜幕降临,生产队的打麦场就热闹起来,男人们聚在那里纳凉过夜,说书啦呱没完没了,在这个天然的大沙龙里,那位识大字的先生永远是主角。我所知道的《三国》《水浒》故事大多是在打麦场上听他讲的,不过,有些至今还找不着出处。

    后来听人说,过去他家里是北边另个村上的大地主,他早年娶妻生子,后来和家里的丫环好上了,在本村混不下去了才私奔到我村上,从此他整个家族都不认他了。据说他儿子参加革命,后来当了大官,但一直不认他这个父亲,“文革”期间给他来过一封信,抬头倒是客气,称他“同志”,但内容却是跟他这个地主分子划清界限的。这封信他珍藏了几十年,临终前还拿在手里。

    在很多人心目中,他这个人不简单。我甚至觉着,搁在古代乱世,他满可以像吴用那样给人当个军师什么的。我叫他大爷,上大学时回家还去拜访过他,那时他依然是开朗、含蓄、热心肠,不过我有些失望,感觉他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有学问有智慧。记得那次他提到冯玉祥曾住在泰山上研究“上下孟”,还建议我多读读报纸上的社论,说社论写的都挺好。
 
     我有个本家的大爷,小时候他舅就被人杀了,他发誓报仇,后来投师练武,还参加了王占牛的队伍,几经努力终于得手把仇人给枪毙了。他耿直仗义,其事迹久久为人称道,几十年后老支书还在村里的大喇叭上说他是真英雄。关于他的传奇也不少,譬如说他身怀绝技,翻墙上屋矫若飞狐,能百步穿杨等等。还说他年轻时有“夜视眼”,夜里看东西和大白天一样,生前曾有人向他问及此事,他说:“那是瞎编的。要说年幼的时候眼力好吗,那是真的,再加上灵敏,夜里老远有点动静就能断定是怎么回事,这样时间长了和我一块的都以为我有‘夜视眼’”。解放前他曾到上海“大世界”闯荡江湖,会“梅花针”,据说抓一把大洋针随便往地上一撒就是一幅梅花图案,改革开放后曾有人找他拜师学艺,他嫌是个女的就没同意。
 
     我还有个本家的大叔,长得高大帅气,为人豪爽义气,曾参加过抗美援朝。传说他在朝鲜战场上先是给一位首长当警卫员,后来下放到连队,有一回他带领一个机枪连连续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之后却松懈大意,和战友们喝起酒来,醉酒误事丢了阵地。本应按军法严惩,但首长特别爱惜他,对他从轻法落,将他遣送回国,要他去学习军事。结果回国不知他干什么去了,若干年后他在北大荒一个地方正赶着马车,恰好被老首长遇上,老首长夺过鞭子狠抽他一顿,说“我让你回来学军事的,你竟给我学起赶马车来了!"估计他学习骑马赶车之类的并非出于什么兴趣爱好。他后来回到村上终老一生,一辈子刚强任性,英雄一世,以上传说很符合他的个性。
 
    传说是生活的漫画,总喜欢通过夸张的形式突出事物特点和本质。传说也可以说是生活的影子,总喜欢把原形拉长。
 
    村上的传说好比云烟过眼,来去无踪。每年回老家我都注意向年纪大的人采访一些事情,但常常遇到语焉不详。过去村上的每块地都有名字,如“桑行”“马趟子”“关地后”等,每个地名都有它的来历,其中有块地叫“苦难庄”,说从前那地方是个村庄,因为一场灾难人全都死光了,所以叫“苦难庄”。我曾猜想是一桩日本鬼子屠村惨案,老人们都说不是,说那时间还要早一些。再查问就没有任何线索了。

    村东头四、五里远的的地方有座桥,叫“三孔洋桥”。我小时候常听人说那个地方夜里有“短路”(即抢劫)的,似乎还有鬼影出没,天一黑没人敢从那里走,相当于电影《红高粱》里的“青纱口”(有句歌词是:“喝了咱的酒啊,一人敢闯青沙口!”)据说这桥是日本鬼子修建的,曾用多少斤炸药都没炸毁,可结实了。但具体是何时建成、谁曾炸过,就无人知晓了。

     村南头打麦场边上有个大坟子,传说埋的是一匹战马,坟上种了南瓜什么的,年年都长得特别旺,南瓜花都开得特大,金灿灿的。“为什么不把马肉吃了呢?”多少人都问过这个问题。当地村民说:人和马是有感情的,就像跟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谁能忍心食其肉?说是这匹马打日本鬼子有功劳,埋在这里没有人去偷挖。至于具体是哪方军队的战马、哪个年代埋的,就无人知晓了。

     小时候常常听人说起“猫猴子”。我认为民间既有吉祥物,也有“恐怖物”,小时候我们那里的“恐怖物”就是“猫猴子”。那时候有小孩晚上哭闹,大人就吓唬说“猫猴子来了”。传说有人在东湖里见过“猫猴子”,天色昏暗时出现在路上,黑糊糊的,跟在人后面不远不近的,人走它也走、人停它也停。据说这东西也怕火,和狼、鬼之类的有相同的习性。当地有两句常用语,一句是“猫猴子肿蛋比狼毒”,用来形容一个人恶毒的,一句是“猫猴子吃蓑衣没人味了”。从中可以推定“猫猴子”肯定不是狼,但比狼还要厉害。但究竟是什么东西,到现在也没有个确切的说法。
 
     过去的乡村是一个传说弥漫的世界,历史记述在传说里,生活常识在传说里,人们对世界万物的理解也在传说里。传说成了人们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比如,蝙蝠是老鼠偷吃了盐变成的,小孩吃鱼籽儿长大了不识数,戳燕子窝瞎眼,喜欢养花的人家一般生闺女,梦见捡鸡蛋长疙瘩,立秋那天洗澡身上长“秋狗子”,用手指绛手指长刺猴子,我们山东人的小脚指头上多长一个小趾盖儿等等,可谓是数不胜数。我父亲90多岁了,我发现他脑子里装的这类东西可真不少,什么“家里打扫的太干净不吉利”啦,什么“秦始皇时代人活到60岁不死就活埋”啦,根深蒂固,也不知从哪儿听来的。

     这些说法,通过简单的考证、统计、实验一般就能辨别真假,但却没有人去这样做,人们早已习惯了在真真假假的传说中过日子,不像我们今天,听到传闻便期待真相,相信网上迟早会有人来澄清或辟谣。那时官方也没有过问过这种事,除非是出现了反革命谣言。

     那时人们脑子里没有科学知识的条条框框,对事物的猜测推断可以说是无拘无束,简单而又武断。一个简单的猜测可以广泛传开,成为常识。譬如雨季里一时形成的水流里游着一些小鱼儿,哪来的?有人的说那是蚂蚱下的籽儿变的。你如果提出质疑,他会说蚕蛾下的籽放在水里也会变鱼呢!还有的说旱地里的鳖不能吃,说那是鳖与蛇交配生成的。这种鳖咋识别呢?说是过去人们买到鳖,往卖肉的架子上一挂就试出来了,这种鳖会伸着老长的脖子去吃肉,伸着伸着便现出了原形。还有更绝的,说历史上有个韩信,是猴子和人交配生的,长得又丑又小,小时候被人瞧不起,净受欺负,但人精明,后来率百万大军。如果你拿生物学说事,说物种不可能这样变,他会拿杂交水稻和骡子的身世来跟你摆事实、讲道理。

     有的传说能传开,是因为非常符合人们的思维方式。譬如“世上有千斤的猪但没有千斤的牛”,“咬人的狗不叫”,“太阳把人晒黑了还能变回来,要是月亮晒黑了就永远也变不回来了”等等,这些就很符合老祖宗传下来的反向思维。有个人天生长得黑,黑得跟铅球似的,却说是小时候夜里跟着大人下湖干活被月亮晒的。

     有的传说能传开,是因为有教育意义。很久以前,西菜园有个种菜的,平时老是逗一个小孩玩,教这孩子说“我......我.......我.......可可.......可吃个豆”,竟把这孩子教成了结巴。小孩长大后难找媳妇了,这个菜农没办法就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他了。所以小孩要好好说话,否则形成坏习惯一辈子也改不过来。

     当然,不少说法说不定有道理,只是还有待于科学来鉴定。如传说人要是被蛇的刺扎着脚,就会烂掉。据说某某人失去了一条腿,就是当年在沟里洗澡扎着蛇刺造成的。

     有些说法则纯粹是一种瞎忌讳了!如亲戚之间不能送刀,怕割断了亲戚。狗也不能送,会咬断亲戚。按这个逻辑,拜把兄弟的应送一块铁,结婚礼物当送“强力胶”。记得有一年,本村的表哥想抱走我家里的一只小狗,我家说亲戚不能送狗。你瞧人家,掏出五分钱来一扔,说了一句“俺是买的”,就抱走了。
 
     过去村上的人们好像不怎么去区分真相与传说、实情与虚构、历史事实与戏说演义。对他们来说,《三国演义》《水浒》里的故事都是真人真事,《西游记》里讲的和“牛郎织女”“二郎神”等传说也是真的,道听途说与生活经验、课本上的知识没有区别,完全是“一锅粥”。估计许多人听了《聊斋》,会想望自己是故事里头的书生,渴望在一个雷雨之夜有个狐狸精或美女蛇什么的能破窗而入,与自己发生一场死去活来的爱情。有的人听了一些民间故事,可能会产生一种期待,以为自己救助过的动物说不定会哪天会来报答自己。那个时候要是有人说某时某地将有七仙女下凡,肯定会有人早早过去等着。

     忘记哪个村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户人家娶媳妇,下轿的时候,从大花轿里同时钻出两个一模一样的新媳妇,难分难辨,众目睽睽之下双方都在指责对方是妖精、说自己才是真的。这时走过来一位高人,竖起一根长杆,说谁能爬上去谁就是真媳妇。其中一个立刻就顺杆爬上去了,灵巧得像个小猴子;另一个不会爬,只在地上哭喊“俺才是真的,俺才是真的呀!”结果是,爬杆的那个一下来就被弄死了。然后拜天地、入洞房等等该怎么进行还怎么进行。我想这很像是一个杂技演出场面被当作真实故事来讲了,但当时却从未有人质疑。

     那年发大水,人们老远看见,滔滔洪水中有个女子抱着一块木头在挣扎呼救,岸上有人要救却被众人止住了,说那很可能是妖精,如此凶险救不得。
   
     有一年,大致上是唐山大地震前夕吧,村上曾有过一阵子关于“剪鸡毛”的传言。说是家家都被剪了鸡毛,每个鸡翅膀内侧都被剪去几根,不知谁剪的,不知是什么征兆。很多人回家抓着鸡翅膀仔细查看,还真有几根被翦去了一半。说是有人在大街上可见了,有个人背着个装鸡毛的麻袋,手里拿着剪刀,声称一剪子剪了6个县。你听,这不是个神仙么!这本事比猪八戒一耙子耙了8亩地还厉害!这事越传越疯,神秘兮兮的,弄得有点儿恐怖气氛人心惶惶了。老支书带领民兵夜间加强了巡逻放哨。当时我心里想,要是真的遇上鬼神来祸乱,你手里的那杆枪能管个什么用?这件事后来就悄悄过去了,几十年了再没听人提起过。
 
     我总的觉着,儿时的乡村人们多处在童话心理状态,传说是那时乡村社会的童话。人们分不清传说与实情,正如儿童分不清童话与现实世界。是的,人们总要把握这个世界吧!在科学之光照亮世界之前,人们更多的只能是童话式的猜测、梦幻般的遐想,一颗颗质朴的心灵以此获得朴素的答案和精神慰藉。

     小时候听大人说,大年初一的霞云堆里藏有一年收成的征兆,若是一片红,那肯定是收高粱,若是金色的,那说不定要收麦子或是谷子了。那时我年年过年起早,晨观天象,然后把观察心得讲给母亲听,母亲是真信的。看到天边升起的绚丽朝霞,心头便泛起一片吉祥的感觉。有一年看见淡淡的几丝云霞底下是恢蒙蒙的一片,心里不知怎么竟想到了洪水,我马上打住了这一念头,以为那样想是不吉利的。越是困苦岁月,人们越是喜欢讨个“好年头”的征兆,在心里敲着希望的钟。记得那时过正月十五,晚上家家户户都要点面灯,面灯的灯芯上会结出一些颗粒来,那叫“灯花",人们总喜欢望着这火焰中的花朵,去领悟收获年景的预示。时至今日,许多习俗早已不见,但过年时我还习惯于早起凝望东方天际,去接受灿烂朝霞赐给我的吉祥,开始崭新的一年。

     回想当年,不知多少个盛夏之夜,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在院子里席地纳凉,望着满天密密麻麻的星星,她总是感叹“人眼越来越厚了!”后来我才知有种说法,叫作“天上有多少星地下就有多少人”,看来母亲是真信的。

     记得有一天晚上月亮特别亮,我们一家人在推着磨,大人们都说看清了月亮里头的老嬷嬷,一边舂米一边身子前倾去吃梭罗树的叶子,可我怎么也看不清,还以为是自己不会看。

     那时候,民间有种说法,说是小孩要是老不长个儿,可以去抱抱春树,说不准就长了。要一大早儿起来去找棵春树抱着,嘴里还要念念有词:"春树郎,春树郎,你长高勒我长长。你长高了做嫁妆,我长成了穿衣裳。"有的板本中是“你长高了做栋梁",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春树长得快,木质不够坚硬,一般都是做家俱,没有人拿它作栋梁。小时候有人曾让我去抱春树,我以为是说着玩的,没去当真。那时梧桐树还不大见,就数春树长得最快最直了,所以才有此传说,估计这跟“吃什么补什么"的心理有关,春树不能吃,抱抱也管用吧!

     那时候人们几乎对生活中的每种现象都有自己的解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赋予事物以文化意义。譬如说,马齿菜特别耐旱抗晒,好像太阳对之格外开恩。为什么呢?民间的解释是马齿菜曾经救过太阳。相传有一年天上一度出了12个太阳,二郎神的母亲被炎炎烈日晒死,二郎神一怒之下干掉11个太阳,最后一个太阳躲藏到马齿菜叶子底下了,结果被蚯蚓告了密:“二郎哥,二郎哥,马齿菜底下还有个。”太阳撂下一句“出溜传(蚯蚓的方言),你瞎扒豁,我出去晒你个干豆角儿”,就继续奔逃了。此后,太阳不晒马齿菜,而蚯蚓则是怕见太阳,一晒就干。

     村西头有个石婆婆,小时候听说谁家的小孩要是老生赖就拜石婆婆为干娘。我见过石婆婆像,当年是嵌在大墙里的一块大石头,每年过年时都有人对着烧纸磕头。前些年河道取直改造,村上把石婆婆像重新立在河边一片空地上了,今年春节期间抗击“新冠”时,人们还举行隆重的祭拜,祈求石婆婆保佑。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这是我村上独有的神灵崇拜,想弄清由来,在老家问过许多人,但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前不久我上网搜了搜才得知,石婆婆的传说源自明代,洪武年间朝廷有位高官叫陈迪,朱棣夺取皇位时他全家遇难,仅留下一个五个月大的儿子,他家的丫环王氏抱着这孩子东躲西藏,后来把他抚养成人。王氏乐善好施,美德广传,久而久之人们把她视为庇护弱小儿童的慈神,纷纷立起石婆婆雕像表示敬仰。现在大半个中国还保留这这一民间信仰,据说毛主席小时候就拜家乡的一座山为“石干娘”,他的乳名“石三伢子”也跟此有关,他66岁那年回故乡见到那座山还鞠躬拜了拜。我特别能理解毛主席的这份感情,你想想,拜了村边一座山为干娘,从此便和这座山结下一种特别亲近的关系,有这么个神灵像慈母一样在冥冥中关爱护佑着自己,心里也够安慰踏实的了!
 
     我深切感到,民间是个天然的大作家,许多传说都是民间集体创作的结果,即便是纯粹的文盲社会,民间也是个创作高手。
 
     我们小时候玩捉迷藏(当地叫“藏蒙蒙”),晚上都不敢到一个叫“西大路”的地方,因为听说夜里有“半截老嬷嬷”会出没在那里。虽然叫“西大路”,其实不过是一条宽巷,平时因为低洼容易积水,从那里走的人少,死人用过的床等遗物以及死狗死猫什么的都往那儿扔,搁现在也会被垃圾掩埋。我发现,传说中的鬼都是出没在阴暗或是阴森、少有人气的地方,现在城市里“鬼”少,可能跟灯光发达有关。在“西大路”这样的地方自然要“生”出鬼来的,正如在荒野上自然要长出草来,不过编出这“半截老嬷嬷”的人很有才。
 
     小时候,我们县上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杀人案。案犯叫李世宽,是当时的县公安局长,他小姨子从四川老家过来给他看孩子,结果和她好上了。为了能和小姨子结婚,他亲手害死了自己的老婆和两个孩子。他是在农场附近的一条河里把两个孩子按在水里淹死的,至于具体经过,传说就多了。说在他动手的时候,两个孩子跪在地上哭着求饶,说“爸爸俺长大了孝顺你呀!”年龄大的是女孩,护着她弟弟,说“爸爸你淹死我,俺兄弟还小就别淹了吧!”李世宽一时心软就住手了,可他小姨子就在不远处等着,她不愿意。李世宽于是再下狠心,返回去下了毒手。多年后有个了解内情的人讲了实际情况,说这个案子发生时恰好被旁边地里一个看庄稼的人看见了,是听见小孩在河里的挣扎哭喊声才注意到那边,孩子只是哭喊了几句“俺不喝水呀!俺不喝水呀!”是这个农民去报了案,才这么快发现案件。

     后来李世宽带着枪逃跑了,抓捕他的时候全县武装力量都行动起来了。我父亲当时在一个公社武装部工作,也带着枪赶了过去。李世宽最后是被赶到一户人家的鸡窝旁给逮住的。后来枪决他时他竟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不知他是什么意思。
村上的人都说,公审、游街示众时,李世宽和他小姨子是被一根粗铁丝穿在一起的,男的穿透了两个手脖子,女的穿透了一对乳房。后来我问过一位老公安,老公安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是老百姓为了解恨而瞎编的。
 
     还有一件事,大约发生在我一两岁的时候。和我家住在一个院里的邻居潘玉堂与同村的一女子相恋,两人情深意切,但女方家里死活不同意,虽经几番闹腾,弄得满村风雨,最终女的还是被嫁到邻村去了。潘玉堂痛不欲生,没多久便忧郁而死,时隔不久那女的也回到娘家自杀身亡。女的出殡时发生了一些奇异的现象:抬棺材的粗绳子(我们那儿叫“经”)一路上断了三回;半路上从棺材这里突然起了一阵旋风,越刮越大,像野马一般奔往潘玉堂坟地的方向,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棺材到了林地,几个人抬着往墓穴里落放,几次不成,这时她本家的一个叔朝着棺材骂了一句“你真不要脸!”并警告说再闹腾就把她放这里不埋了,棺材这才顺利落下去。事后多少年,提起此事人们还津津乐道,还有人记得当时的顺口溜:“潘玉堂,爱小金(“小金”为女方小名化名)。一个愿搞,一个愿跟。”
 
     兰陵酒厂离我们村有五六十里,据说那里产酒的历史可追溯到商代,兰陵美酒曾被周总理带到万隆会议上。我们那里的老百姓说,兰陵酒好主要是水的缘故,水好到什么程度呢?有的地方像泉水一样从地下往外冒酒。说是有一年从南方买来两头水牛(可能是因为开始种水稻,有了水田),这两头水牛钻到水塘里避暑给醉死了,原来那水塘地底下冒出来的都是酒。无独有偶,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说是有个酒店的伙计,一次外出挑酒,路上遇见赌博的场面就看起了热闹,结果看着看着就参与进去了,把一挑子酒给输掉了。这可怎么办呢?回去没法交代了,就随便找了个水汪灌了两桶水挑回去。第二天老板起来兑酒,发现这次挑的酒特别好,比平时多兑了好多水还浓香四溢,他就去问这酒是从哪里挑的,结果那个伙计再也不见了,早就收拾行李逃之夭夭了。
 
     有时我在想,在一个故事生成流变过程中,民间的创作天才不仅表现在无中生有、移花接木、添枝加叶、添油加醋上,也表现在他对事物的记述上。这个世界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着数不清的事情,但人们的记述却是极其有限的。实际上,听到什么、记住什么、述说什么都是选择的结果,尽管这种选择多是无意识的。人人都会感知有趣、好玩、有意思、感人的事,并依此经验选择着自己的记述,因此每个人,哪怕是最没有文化的人,都在参与着传说创作。
 
     中国革命及历次政治运动的一大特点,就是把亿万农民带进了政治。广大农民对政治问题长期感兴趣,这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记得小时候的乡村社会,人们经常说道一些政治传闻,堪称是生活的一部分。

     比如传说周总理有两个大脑,可以倒换着休息,一天只需睡两三个小时就足够了,苏联曾拿多少个高级人才来跟我们换周总理,毛主席没同意。这个传说,不过是对周总理工作起来废寝忘食、睡眠极少的一种特殊写照而已,但当时我们那里的老百姓都以为是真的。

     还传说邓颖超曾给周总理提出过离婚,说“我生不了孩子了,你还是再找一个。”周总理予以拒绝,还说“全国这么多孩子不都是咱的后代吗?”你别说,此言可不虚,周总理的亲属近年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里还提及此事,只是没有最后那句话,原话是“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还有个传说,说毛主席有一次接见外宾,有个女的和毛主席握完手后即用手帕擦了擦手。接着是周总理和这女的握手,周总理也是掏出手帕擦了擦手,而且当场就把这手帕扔了。周总理以自己的机敏智慧,维护了我们国家领袖的尊严!提起这精彩的一幕,人们无不感到钦佩。后来我了解到这个传说的原型,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一个美国记者采访周总理,主动与周总理握手,但没想到握手之后却突然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并拿出一块手帕擦手。这显然是故意让周总理难堪。没想到周总理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慌不忙,也拿出手帕擦了擦手,并且将手帕放在嘴边吐了口痰,随即扔进了垃圾桶。我们村上流传的那个版本,就是由这个故事改编而来。

     传奇人物都是很好的演义载体,传说特别多。譬如许世友吧,我小时候听村上的人说,他是少林寺里出来的,会飞檐走壁。他脚心上有个黑痣,上头长有几根毫毛,天生是个飞毛腿。本来是敌人派他来杀害毛主席的,一天夜里他拿着大刀蹲在毛主席办公的那个屋子的梁头上,伺机下手。那天毛主席办公到深夜,许世友藏在那里几个小时,越看越是觉着毛主席这个人好,这个人伟大,后来他就从梁头上跳下来,表示要投奔毛主席,跟毛主席干革命。有了许世友,从此谁也害不了毛主席了。你瞧,民间真是高手,把关于飞毛腿的传说,把春秋时期晋国刺客锄麑刺杀赵宣子的故事,都安到许世友身上了。

    在传说里,许世友性格很粗,脾气很爆,说是有一次他和毛主席争论问题,说不过毛主席了就伸手打了毛主席一巴掌,有人要处理他,毛主席说“算了算了”,不跟他计较。还传说他军纪特别严明,谁进他办公室都得喊“报告”,他说“进来”才能进,结果他的妻子没喊报告进了他的屋,被他转身一枪给打死了。故事只讲到这里,至于他这样做是否犯法、是否后悔、是否受到处罚等等,就没有人去追问和议论了。

    几年前,有一次我打电话,在作自我介绍时说“我姓郭,郭沫若的郭”,对方听不明白。孩子在旁笑话我,说:“你说郭沫若能有几个知道的,应说‘郭美美的郭’。”当时我很是感慨,当年“郭沫若”可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啊,尤其在我们村上,郭氏引以为荣的古代是郭子仪,当代是郭沫若,尽管没有几个知道郭沫若是干什么的。记得批林批孔时期,有一天老支书记乐呵呵地对老郭家的人说:“你们当家子这回可要倒台了喽!郭沫若是尊孔的,毛主席批他。”不知他从哪里听来的。不过还真不是空穴来风,据有关文献记载,毛主席当年讲林彪尊孔反法时,还真的说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尊孔的。令人惊奇的是,在那个信息极其闭塞的时代,这样的事也能传到我们这样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村庄。

     这样的事还有不少。记得有个时期我们国家外交部长是姬鹏飞,过不几年又换成乔冠华,他们的名字在广播里频繁出现,相关传说也就出来了。譬如传着姬鹏飞的姥姥家是我们县某某村上的大地主。还有的人评说这两个外长的风格,说姬鹏飞外交接待讲究彬彬有礼,规矩严谨,和国际礼仪相一致;乔冠华则是大摆宴席,注重场面宏大隆重,送礼留念等。你别说,这个说法还真有那么点影儿。据报刊文章披露,五、六十年代在外交领域确实有过一场礼宾改革之争,张闻天等一些领导人曾对外交接待中的讲排场、图好看提出批评,并布置礼宾司起草礼宾改革方案,周总理则不以为然,还说过“以后请客没钱就用我的工资”的气话。在这场意见冲突中,姬鹏飞是认同张闻天的,乔冠华则是和周总理观点一致,这种分歧自然要流露到他们的工作风格中去。有时我很纳闷,这类信息是怎么经过曲折的流程传到我们村上的,好像我村上有派往京城的密探似的。

    在揭批"四人帮"时期,传出有关江青的许多事儿,老百姓常有感慨,说“毛主席这么伟大怎么就找了这么个夫人!"传说是康生干的"好事"。说是当年在延安,有一次毛主席和康生坐在一起看戏,指着舞台上的一个女演员说,“这个人有点儿像开慧"。这个演员就是江青。毛主席说者无意,康生听者有心,就把老乡江青介绍给毛主席了。瞧,传得跟真的似的。传说就是这样,有时事儿是假的,但别的方面却可能是真的。

    人只能听懂他能听懂的,只能表达他能表达的,有些传说还真是反映人们当时的认识局限。记得小时候,我不知从哪里捡到一张面值1000元的老票子(旧币),上面有个人头像,我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是谁,后来终于问到一个上过学的人,说那是孙中山。我问孙中山是谁呀?说是毛主席的和蒋介石的老师。我又问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人说:“怎么说呢?人是好人。只是他把权力交给蒋介石了。”我说没把权力交给毛主席,那就算坏人吧!现在想来,彼时彼地,人们对孙中山又能作何等理解呢?跟他们讲那个要过饭、当过和尚、后来又造反当了皇帝的朱元璋,他们都能明白,但要讲孙中山,恐怕讲明白和听明白都有些困难。
 
    以前,我以为许多传说是自己家乡所特有的,但后来越来越多地发现,相同或类似的东西他乡也能听到,有些本是同根生,有些则属于吹遍广袤大地的同一阵风。如果说中华民族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每个村庄都是这颗参天大树上的一片叶子。一个村庄无论多么偏僻、封闭,都连着民族文化的根与魂,具足民族文化的本性,蕴藏着整棵大树的生命信息。

    有人说,每个村庄都是一座圆明园。实际上,村上祖辈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物质遗产,承载我们往昔岁月记忆的实物实在太少。数数看,村上连棵像样的老树都没有,过去的石桥、井台什么的全没留下。如果说这座“圆明园”有什么琳琅满目的珍奇异宝,我想,那一定是指村上的那些传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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